马克思所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开启了把瘾品与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相提并论的普遍的人类学“症候”与实践理性视角。
考特莱特（见《上瘾五百年 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将“瘾品”（该处对应为“drugs”）定义为一种宽泛的“精神刺激物”“麻醉及提神物质”“这些东西本来并没有害处，但都可能被滥用，也都是有利可图的资源，并且都成了（起码有可能变成）全球性商品” ，并将对清醒意识状态之外的“另类”状态的追求 看作现代社会的特征：“瘾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另一些地方，他或许还使用了诸如生物碱 （最常见的如茶、可乐、咖啡和巧克力中含有的咖啡因）的概念来刻画具有动物本性的人类在定居化的文明时代不得不违背生理本性服用这种具有刺激精神作用植物进化出的针对食草类天敌的产生幻觉的生物碱武器以求安宁的趋势。如果生物碱构成某种转换清醒意识状态的精神刺激物的一种，那么瘾品乃至成瘾物的定义势必要扩展，更不能用“感官刺激导向”的现代症候式人格类型的剧增来解释成瘾性，因为意识状态的转换包括成瘾性还有非常规的其他形式，如艺术和某些秘密宗教。
考特莱特把瘾品兴盛看作精英的权力操控的结果 ：正是精英对控制权力的追求导致了全球性瘾品的自上而下的筛选、包装和扩张，又是精英对危害失控的恐慌导致对瘾品的集体取向从鼓励到管制的转向、特定的全球性瘾品如烟草 的衰落。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干脆指出，正因为对瘾品的管制是出于对民众的控制的目的，所以禁止不了类似禁酒运动中上层背对民众照喝不误的假道学 。
不过这种权力至上论的解释陷入了自然主义和权力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循环论证，瘾症完全成为权力的筹码、底层大众与精英的税收博弈 ，这本身又陷入了权力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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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2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与瘾症的一个扩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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